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chǎn)黨在紅軍長征途中于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以后，在黨和根據(jù)地的各項工作中，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得到更加變本加厲的推行。在這種錯誤領導下，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迫使紅軍放棄革命根據(jù)地，開始長征。長征初期，“左”傾教條主義者從進攻中的冒險主義變成退卻中的逃跑主義，并且把戰(zhàn)略轉移變成搬家式的行動，使部隊的行軍速度非常緩慢，致使敵人有充分的時間調集兵力，對紅軍實行圍追堵截，紅軍在突圍過程中損失慘重。為了擺脫尾追和堵?lián)舻臄耻�，毛澤東建議中央紅軍放棄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企圖，改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挺進。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黔北重鎮(zhèn)遵義。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洛甫）、周恩來、陳云、朱德、秦邦憲（博古），政治局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凱豐（何克全）、鄧發(fā)；擴大參加者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李富春、劉伯承、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出席會議的還有《紅星報》主編鄧小平（會議中被選為黨中央秘書長）、共產(chǎn)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及其翻譯伍修權。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經(jīng)驗教訓。首先，由博古作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在報告中極力為“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辯護。接著，周恩來作了副報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戰(zhàn)略戰(zhàn)術及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并作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責任。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發(fā)言，著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以及博古在總結報告中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護的錯誤觀點。張聞天、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多數(shù)同志在會上發(fā)言，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會議經(jīng)過激烈的爭論，在統(tǒng)一思想的基礎上，委托張聞天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并由常委審查通過。決議肯定了毛澤東關于紅軍作戰(zhàn)的基本原則，否定了博古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提出了黨的中心任務是戰(zhàn)勝川、滇、黔的敵軍，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據(jù)地。會議決定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會后，常委進行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在行軍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長征中的軍事指揮工作。至此，遵義會議以后的中央組織整頓工作大體完成。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它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tǒng)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和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在黨生死攸關的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使紅軍在極端危險的境地得以保存下來，勝利地完成長征，開創(chuàng)了抗日戰(zhàn)爭的新局面。它證明中國共產(chǎn)黨完全具有獨立自主解決自己內部復雜問題的能力，是中國共產(chǎn)黨從幼年走向成熟的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