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雪》中寫到：“朔方的雪……，卻永遠如粉，如沙，他們絕不粘連……在晴天之下，旋風乎來，便蓬勃的奮飛，在日光中熠熠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霧，旋轉(zhuǎn)而且升騰，彌漫太空，使太空旋轉(zhuǎn)而且升騰地閃爍。”結尾，魯迅總結這樣凄清蒼茫的景色時說，“那是孤獨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生死朗讀》中這樣“朔方的雪”出現(xiàn)了兩次，一次是主人公麥克(DavidKross)與漢娜(凱特。溫斯萊特)初遇，大雨中漢娜擁抱了這個陌生的孩子，跟他說，“一切都會好起來”，二人分別時雨變成了雪，如粉如沙的雪粒在天空中蒙蒙揚著，德國小鎮(zhèn)青石板的路面在雨雪里泛著烏光，雪落到漢娜頭上，她眼角的皺紋細細碎碎，目光跟雪中的天空一樣迷蒙。

　　第二次是八年后，麥克作為法學院學生參加了審判二戰(zhàn)中納粹罪行的聽證會，愕然發(fā)現(xiàn)當年不辭而別的漢娜竟然是被指控謀殺300名猶太人的戰(zhàn)犯。麥克想去監(jiān)獄探望漢娜，從等候室隨探監(jiān)人群穿過院落進入鐵網(wǎng)大門走向監(jiān)獄的時候，“朔方的雪”再次飄落，雪粒殘破，如粉如沙，干巴巴的落下來，周圍的監(jiān)獄大樓，網(wǎng)格鐵門，還有穿戴灰撲撲的獄警，畫面肅穆，堅硬，冷冽。麥克抬頭看從天而降的散亂雪粒，腳步慢下來，終于，還是轉(zhuǎn)身離開。這時候我頭腦里反復旋繞的就是那句話——“孤獨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麥克終于沒去見漢娜，我知道，那時候，他身體里一定有什么東西死掉了。

　　這死掉的東西，是愛，又不全是。15歲的少年，與一個36歲的女人初嘗人事，他賣了心愛的郵票換錢，跟眼角有細密皺紋穿著碎花裙子的她去郊外踏青；他看著她在充滿透明陽光的教堂里流淚，以為她是感動于孩子們的純潔歌聲；他坐在小河邊看夏天綠色陽光里她半裸著在水流里浮沉，滿心溫柔的寫給她的情詩。他對她的愛，純粹，好奇，夾雜著對母性的依戀，委屈。他不能理解她的突然離去，他更不能理解她在二戰(zhàn)中作為集中營女營的護衛(wèi)，可以心無波瀾的挑選出送去奧斯維辛殺戮的名單，這些猶太人，她們在她眼里都一樣，每天都有新人送來，監(jiān)獄地方有限，不殺這個，就殺那個，都一樣，誰都一樣。

　　麥克是納粹大屠殺后的德國下一代，他想選擇去理解漢娜這樣間接的劊子手，因為他愛她，他不能接受她本質(zhì)上缺乏良知的事實；但麥克的同學卻言辭尖銳的指出，審判本身就是一種逃避，逃避更為嚴峻的問題——為什么普通的德國人會去支持納粹，為什么大眾會漠然允許甚至狂熱支持對猶太人的種族屠殺，人性的鏈條為什么突然斷裂？理解，我們究竟要理解什么？有什么罪能理解？

　　麥克不能回答，連他的法學教授也不能回答。他在聽證會上聽到幸存活下來的猶太作家說漢娜特殊照顧年輕病弱的猶太女孩；但她隨即讓她們讀書給她聽，讀完了，便送去奧斯維辛。漢娜在法庭上的表現(xiàn)令人心潮翻涌，她對護衛(wèi)的職責盡忠職守，她堅持的是秩序，是責任；而人的生命，300人的生命，對她來說，并不是天平上做決定的砝碼。漢娜有錯嗎？她問法官——如果是你，你怎么辦？

　　法不責眾，法不責眾啊。

　　我出生的那一年，文革結束沒多久。小時候每年過年最愛聽的就是大人們聚在一起談文革往事。姥爺被打成右派關進了牛棚，姥姥被剃了陰陽頭，母親他們兄弟姊妹幾個說到這里總是唏噓慨嘆萬千。母親脾氣不好，但我記憶中最佩服她的一點是她拒絕跟右派家庭劃清關系，在那個狂熱的年代里，她仍然固執(zhí)的要當一個無用的善良人。

　　我年紀小，聽得的故事大多都是斷斷續(xù)續(xù)的片段，也許，小孩子在場的時候大人們只說那些輕松的往事吧，什么翹課去垃圾場撿人家扔掉的破布娃娃，翻墻頭偷雞摸狗整吃食，怎么不讀書用標語口號蒙混過關，忠字舞紅寶書不愛紅妝愛武裝的黑白照片……對我，那是遙遠的激動人心的無政府年代，我只能通過王小波，通過余華，通過《平凡的世界》，通過《霸王別姬》，通過《活著》來了解。我曾經(jīng)問過父親，為什么會有人為了表忠心將毛主席像章別進肉里，為什么紅衛(wèi)兵小將們能把自己天天見面的老師活活打死？我還問：你是紅衛(wèi)兵嗎？

　　我的問題讓他有些難堪。他們那個時代的年輕人，有誰沒當過紅衛(wèi)兵？那滿火車滿火車的南北大串聯(lián)，天安門廣場上十萬紅旗飄飄，那將政治領袖當神來崇拜的年代啊。但是，三十多年后，我們會因此而去怨恨我們的父輩參加了這場滅絕人性的運動嗎？時代的罪，究竟是一個人，一個政府來承擔，還是每位參與者的雙手都有洗不掉的鮮血？而父輩們手上的鮮血，會不會隨著血緣降臨到我們的身上？我們的愛，我們的恨，我們該遺忘，還是在矛盾中承擔這生命無法承受之輕？

　　麥克在干澀的風雪里終于沒有勇氣再見漢娜，而那教堂中罹難的300猶太人中的幸存作家最終也不能原諒漢娜。這部電影《生死朗誦》公映后，導演斯蒂芬？達爾德里接到的最大批評便是他用一種藝術化的手法給殘酷的歷史披上了溫情的外衣，甚至站到理解罪惡的立場上來描繪漢娜這個人物。這樣的評價讓我想起了李安的《色戒》所引起的“為漢奸翻案”的大規(guī)模病詬。但斯蒂芬？達爾德里終是比李安保守，他沒在同情漢娜的路子上走遠，或者說，他更為忠實的遵從了原著，將重點放在了代表大屠殺下一代德國人的麥克身上。片中漢娜也說，“我想什么，我感受什么并不重要，死者已逝。”是的，我們回顧歷史，不是為了給過去翻案；回顧歷史的全部意義都在于明鑒未來，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要理解漢娜，我們必須理解漢娜！

　　《生死朗讀》原著的作者Bernhard Schlink對群體性的狂熱與良知的喪失給出的答案是文學，是知識，這和魯迅一百年前棄醫(yī)從文的主張不謀而合；但我想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二戰(zhàn)中被洗腦的不僅僅是沒有受過教育不識字的普通民眾，文革中的紅衛(wèi)兵小將們也有起碼的道德基礎，而日本，在炮火中推進“大東亞共榮圈”之時更是上下一體的團結，至今不悔。知識的獲取，的確能夠幫助人意識到歷史的罪惡，于是漢娜終于再見麥克時說“我學會了閱讀”；但無知并不一定是罪惡的起源，相反，它的作用往往是媒介，如同漢娜的守衛(wèi)工作，死水微瀾，將人性的毀滅從源頭一波一波冷漠的傳送出去，遇到相似的波紋，產(chǎn)生共振，便造就時代的狂熱。

　　今天的我們可以選擇遺忘歷史，可以如同劇中麥克的同學抨擊的那樣，規(guī)避背后的真正問題，只審判罪惡的執(zhí)行人；但狂熱的波紋并未消失，冷漠與狂熱，這一對孿生兄弟，如影隨形。我在洶涌的“玉米”大潮中看到了狂熱，在鼓吹網(wǎng)絡暴力的聲浪中看到了狂熱，甚至在成堆的三聚氰胺奶粉背后工商質(zhì)監(jiān)部門冷漠的臉上看到了狂熱。對生命尊重的缺失，對人性價值觀的貶低，對思考的打壓與放棄，這才是最令人心驚膽顫的群體真相，這才是故事背后終于將人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徹骨黑暗！

　　悶熱的影院里我一動不動，渾身無力，目光黯淡。枯坐至演職員表字幕滾動結束，聽完大提琴壓抑低奏的最后一個音符，默默的，我起身離開。舊金山的冬天多雨，暮色中冰涼的雨滴正細密的傾瀉下來。這個時候，我多么希望能看到魯迅描述的那朔方的雪啊，如粉如塵，旋轉(zhuǎn)而升騰，彌漫太空。

　　“那是孤獨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